“我們正處于一場革命的開端，它將對我們的生活、工作以及人際關系帶來根本性改變”。在近期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組織者克勞斯·施瓦布這樣說道。施瓦布說的話，似乎有危言聳聽之嫌。他說，在由計算機控制、全自動化、網絡化的生產以及服務業中高科技的廣泛應用，比如使用機器人，在今后可能導致大量就業崗位流失。

　　而根據達沃斯公布的調查顯示，工業4.0不僅將對已實現全自動化的工廠產生影響，還將對辦公室職員及服務業帶來沖擊。設備咨詢員、護士、計程車司機將面臨來自高科技的競爭。《法蘭克福星期日匯報》的報道認為，這份調查顯示，工業4.0將在計算機和高科技領域催生新的工作崗位，但至2020年，將有五百萬個傳統的工作崗位流失。

　　回顧歷史，每當世界面臨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時，人們都非常擔心有大量工作崗位流失。當紡織業和手工業的作坊制度被機器生產取代時，紡織業等傳統行業就會因為引進新技術導致大量人員被解雇。然而，在工業革命時期，技術革命帶來的舊職業的消失和新生產方式的誕生，為何沒有造成大規模失業從而造成社會動蕩呢？

　　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羅伯特·艾倫在 《全球視野下的英國工業革命》中對此問題作了側面回答。17、18世紀以來，英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增長率普遍要高于歐洲國家，倫敦已經成為了當時世界上工人平均工資最高的城市。

　　這讓英國的雇主們絞盡腦汁希望減低人力成本，以便讓商品更有市場競爭力。能夠代替人力的新生產技術的誕生，恰恰與他們的這一經濟愿望契合，這使得資產階級們有了使用新技術、進行工業革命的意愿和動力。而在歐洲大陸的很多國家，低下的工資水平讓人力成本比英國低廉得多，工廠主們以改進生產技術來減低成本的意愿自然低了不少。

　　英國勞動力的高工資，使得相對更為富有的普通英國勞動者有機會把金錢投入到教育和技能培訓，掌握新技術。據統計，英國1800年的人均識字率為53%，大大超過同時期的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國，這些國家的識字率大致還保持著中世紀晚期的水平。艾倫寫道：“在接受教育和培訓之后，英國民眾的讀寫能力和計算能力大幅提高，這顯然有助于他們發明創造更多新產品和新技術。長此以往，英國便逐漸產生出了數量龐大的熟練機械工和技師，他們頭腦中的奇思妙想也就能更容易地轉化為新的生產技術。”

　　同樣的產業大轉型發生在近百年之后。19、20世紀之交的時候，美國的整個商業也在發生一場變革。大眾化的“福特經濟”讓自動化生產方式成為了引領時代的主流。自動化生產流水線和專業管理人員取代了過去的熟練技工。這場變革之所以能夠平穩進行，沒有造成過多的失業和社會動蕩，和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一樣，前提在于整個勞動力階層做好了比較充分的準備。

　　據統計，在19世紀末，只有不到3%的美國成年人有高中以上學歷。而到了1920年代，這一數字持續上升，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讀完高中和大學。這些具有更高階知識的專業生產管理人員，具有更優化的知識結構和更高的收入。

　　如此，他們才能購買自己生產的批量化產品。在《變化的資本主義》一書中，斯坦利·德布爾曾據此總結說，產品設計標準化、通過大規模生產降低成本、向勞工支付高工資三點，是這一時期社會生產模式得以順利轉型的原因。

　　此番總結也可以說是對以上兩次歷史上的工業革命的總結。不可避免的生產方式的徹底轉型，在工業4.0引入中國后將成為現實。其中，最大的挑戰在于對那些被排擠出就業市場的人員進行再培訓。在根本性變革后總是會出現短期的失業問題，但從長期來看，勞動力是否能迅速完成知識結構的再調整和新技能的匹配，始終是順利完成這一轉變的重要因素。

　　沒有人懷疑工業4.0能夠帶來新的財富，問題在于誰能得到它。中國當然期望成為工業4.0的受益者。

　　產業形態的變化正在悄然而迅速的發生。例如中國的民營工廠聚集地東莞，那里雖然仍有很多活躍的工廠，但成功的大廠越來越傾向于采用高科技手段，減少對人力的依賴。這是與過去顯著的區別。

　　《紐約時報》曾報道一家原在阿拉巴馬州的汽車廠搬到東莞后，組建了一家專門的汽車零部件廠。這家工廠在生產中，工業機器人承擔的比例越來越大，僅雇傭了400名工人，每天兩班倒。“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低成本國家了”，報道如此評論道。

　　如果未來中國希望順利完成工業4.0的轉型，按照前幾次人類產業轉型的歷史經驗，勞動力的高工資和知識結構的更新必不可少。但在今天已然失去了低人力成本優勢，并且被產業轉型裹挾著前進的我們，真的如當年的英國、美國那樣已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了嗎？我們制造業的普遍知識結構能從陳舊的工業3.0甚至2.0的思維方式，往前跨出一步嗎？

　　如果答案為否，那么工業4.0對我們而言就并不意味著一個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