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霧霾幾乎成了北京的代名詞。但近幾年，北京的藍天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在各類媒體上刷屏，到了今年，“北京藍”幾乎成了一件司空見慣的事。

　　數字也印證著人們的感受。北京市環保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2017年，北京市PM2.5濃度逐年下降，2017年PM2.5年均濃度為58微克/立方米，全年平均優良天數比例達到62.1%。今年1～9月，PM2.5平均濃度更是降到50微克/立方米，達到歷史同期最佳水平。

　　霧霾減少，藍天增多，天的幫助固然重要，人的努力更是必不可少。

　　北京的大氣污染治理工作由來已久。早在1998年，北京就將大氣污染治理作為環境保護的重點，連續制定并實施了16個階段的大氣污染控制措施。到2013年，根據《大氣十條》的要求，北京提出了以防治PM2.5污染為重點的《北京市2013—2017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在這五年間，聚焦PM2.5污染問題，北京市以壓減燃煤、控車減油、治污減排、清潔降塵等為重點，多措并舉，終于取得了“看得見”的成效。

　　然而，大氣污染的治理絕非一城一地之事。從北京最新PM2.5源解析結果來看，區域傳輸對北京PM2.5年貢獻率約為三分之一，且隨著污染級別增大呈明顯上升的趨勢，在重污染日，這一數字能達到55%～75%。

　　京津冀同處環渤海核心地帶，在同一地理區位和大氣環境條件下，大氣的流動性使得區域內各地的大氣污染呈現明顯的區域性和交叉性，污染來襲之時，區域內任何一座城市都難以獨善其身。

　　區域協同，無疑是北京乃至整個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協同治理成效初顯

　　總面積占全國2.3%，常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8.1%，GDP占全國總量10.2%，京津冀地區是中國最具發展活力的經濟增長極之一。但同時，這里也是全國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矛盾最尖銳、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區域。2013年環保部檢測的74個大城市中，空氣質量最差的10個里京津冀三地占了7個；2017年國務院確定的京津冀及周邊的“2＋26”城市在2016年PM2.5平均濃度比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平均濃度高出65%，其中15個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超過30天。

　　這一狀況，使得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成為了我國保衛藍天的主戰場，而其戰果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中國大氣污染防治整場戰役的成敗。為了打贏這場戰役，2013年10月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等六省區及環保部等七部委聯合成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2015年河南加入。2017年，環保部又根據大氣污染傳輸規律，將京津冀晉蒙魯豫等省區的26個城市確定為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城市，即“2+26”城市，作為大氣污染防治的重點。

　　化解過剩產能，加強散煤、機動車污染治理，整治“散亂污”企業，開展最嚴環保執法……協作機制建立以來，七省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共同推進各項措施，實現了區域大氣污染物排放的有效削減。

　　此外，“2+26”城市還形成了成熟的空氣重污染應急聯動機制，在統一重污染天氣預警分級標準的基礎上制定并完善應急預案、細化應急減排措施，按照環保部預測預警建議共同提前啟動重污染應急措施，共同遏制區域重污染天氣的不良影響。

　　經過5年的努力，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治理總體成效顯著。2017年，區域內70個城市PM2.5年均濃度為55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同比下降37.2%。

　　“實踐證明，加強區域聯防聯控，符合大氣污染傳輸擴散、區域間相互影響的規律，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十分有效。”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大氣環境首席科學家、原副院長柴發合對前一階段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協同治理的成果表示了肯定，但同時也指出，目前大氣污染治理形勢依然嚴峻，要贏得更多藍天，還需要各地進一步深化合作。

　　今年，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迎來了全面升級。7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將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調整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組長。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污染防治工作由此進入了一個領導更權威、組織更嚴密、決策更科學、統籌更有力的新階段。

　　在前一階段治理取得豐碩成果之后，京津冀地區的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已然進入攻堅期。而要進一步從根本上攻克這一地區大氣污染頻發的問題，就無可避免要更深入地觸及影響一方環境的兩個根本性因素——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

　　產業協同的同與異

　　區域整體產業的布局優化和結構升級是大氣污染協同治理的重要突破口，更是實現整個地區大氣環境持久改善的治本之道。對于京津冀地區而言，以國家戰略高度出臺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正為這一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描繪了藍圖、提供了機遇。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部署中，北京作為全國的“四個中心”以發展高精尖產業為主，天津重點打造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和現代制造業中心，河北則承接北京、天津的產業功能轉移。其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牛鼻子”。

　　所謂區域產業調整，并不是將北京的污染變相轉移出去，而是要讓區域整體的產業結構和空氣質量一同實現優化。2015年1月，時任北京市長王安順在北京市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專題座談會上強調，從大局考慮應把三省市看成一盤棋，利益共享，“北京污染企業一個都不轉，就地關停，不能不負責任地把污染企業轉給河北、天津，不要說人家不要，想都不應該這么想，本來空氣就是區域性的，光北京好了，轉到河北，人家接受了，最后污染一陣南風又回來了。”

　　京津冀一盤棋，一子落錯滿盤皆輸。“產業轉移絕不是污染轉移。”談及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中需要注意的問題，柴發合認為，只有在轉入地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許可、技術升級使得排污控制能力有效提升的前提下進行產業轉移，才能成為促進區域產業升級和改善區域整體空氣質量的絕好契機。

　　建設產業轉移承接平臺是京津冀三地為實現產業的科學有序轉移而聯手進行的一項探索。位于河北廊坊的固安工業園是較早開始承接北京企業外遷的產業園區之一，2015年以來已有數百家北京企業遷到這里。不同于簡單的“搬完了之”，企業借搬遷之機升級改造，從而控制能源資源消耗、降低成本、減少污染的情況在這里比比皆是。華盾雪花塑料（固安）有限責任公司就在其中。

　　華盾雪花塑料公司的前身是曾經大名鼎鼎的北京塑料四廠，廠房搬遷之前位于北京南四環。曾幾何時，工廠的十多幢廠房晝夜不停歇，經濟效益雖然喜人，但生產帶來的噪聲和空氣污染給周邊居民帶來了極大的困擾。2014年初，華盾雪花塑料公司的主體廠房啟動搬遷，在固安建設新基地。搬遷后，企業引進了世界先進生產線，并利用現有資源改進工藝流程，使生產過程無污染化，成功實現產業升級。

　　像固安工業園和華盾雪花塑料公司這樣的實踐近年來在京津冀多不勝數。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三地在產業協同發展方面的合作不斷密切、產業對接不斷深入。但與此同時，三地區域功能定位、產業結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化，仍是當下這一區域的基本特征。

　　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這些差異也意味著“一刀切”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從當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北京已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天津處于工業化的高級階段，河北處于工業化的中級階段。北京由于第三產業占比超過80%的產業結構，大氣治理相對容易。相較之下，第二產業比重高達48%的河北，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性仍然很高，發展煤電、鋼鐵、焦化和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行業目前仍是其利益所在。

　　差異面前，因地制宜、對癥下藥，才是治本之道。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建立5年之后，這一區域的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也正在向精細化轉變。

　　去年，中央安排財政資金7億元左右，啟動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項目，組成28個專家組分別赴“2+26”城市開展“一市一策”跟蹤研究，開展精細化來源解析，提出可操作性強的城市大氣污染防治綜合解決方案和區域總體解決方案，為各地精細化治霾提供有力支撐。

　　同時，各地也在根據自身特點，進一步細化、明晰治理重點。譬如北京，大氣污染的來源及特征已從工業污染為主轉換到了以城市運行和生活來源為主，未來三年重點防治領域將聚焦于柴油貨車、揚塵、揮發性有機物等；而對于河北來說，工業污染尤其是鋼鐵等“兩高”行業的污染仍是其污染的主要來源和治理重點。

　　生態環境部今年9月發布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中，也明確表示不規定鋼鐵、建材、焦化、鑄造、有色、化工等高排放行業的統一限停產指標，由各地根據具體情況制定錯峰生產時間。這與去年同期方案中針對重點鋼城實施限產50%、電解鋁廠限產30%以上、氧化鋁企業限產30%等規定形成鮮明對比。

　　“《行動方案》要求因地制宜地根據空氣質量情況，制定錯峰生產時間，是切合實際的設計，體現了差別化治污、總體最優的污染控制思路。”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如此對媒體表示。

　　能源發展的綠色明天

　　初冬的張北，壩上“風光”正好。世界上電壓等級最高、輸送容量最大的張北±500千伏多端柔性直流電網工程正在緊鑼密鼓地建設。

　　這一工程于今年2月開工，等到2020年建成后，將把張北的風力、太陽能等清潔能源轉化成的綠色電力經由延慶源源不斷地送入北京。綠電的輸送，不但將為沿線城市的產業發展提供清潔可靠的電力供應，也將為京津冀地區整體的能源轉型注入強勁動力。

　　近年來，京津冀地區能源結構由“高碳”轉向“低碳”的趨勢正日益明顯。

　　能源是一方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能量之源。京津冀地區能源結構長久以來以傳統化石能源為主，尤其是煤炭，曾為這一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立下過汗馬功勞。但近年來，煤炭、特別是煤炭的粗放使用，卻越來越被認為是這一地區霧霾頻發的罪魁禍首。因此，壓減煤炭消費總量、實施清潔能源替代、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早已成了這一地區產業升級轉型、能源結構調整的當務之急。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成立以來，各地都將煤炭治理列為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據不完全統計，2014～2017年京津冀晉蒙魯豫七省區共淘汰小型燃煤鍋爐21.9萬臺，壓減煤炭消費總量6900余萬噸，“2+26”城市完成“煤改電”“煤改氣”470多萬戶。今年新鮮出爐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又進一步給出了2020年采暖期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平原地區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的任務要求。

　　北京地區的煤炭整治工作以“煤改電”為主。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企業的高效履責和民眾的熱情響應，北京“煤改電”工程從2002年推行以來成效卓著。到今年，北京“煤改電”用戶總數將超過120萬戶，平原地區“無煤化”的目標基本可以實現。

　　天津和河北的煤炭治理進程也在不斷加快。按照計劃，天津今年完成散煤替代19萬戶，2019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散煤替代工作；河北今年替代174萬戶，2019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北京市以南、石家莊市以北的散煤替代工作，基本建成京津保廊石平原地區“無散煤區”。

　　在各方共同大力整治煤炭污染的努力下，京津冀地區能源消費升級成績斐然。而與此同時，能源供應的清潔綠色，也為區域能源結構的全面轉型助力良多。

　　目前京津冀地區已經具有不錯的清潔能源供應基礎。區域內已形成陜京和西氣東輸管道氣、海上LNG、大唐煤制氣等多元氣源結構，未來還將有中俄東線天然氣供應。電力供應在此區域也十分充足，內部支撐電源供應穩定，區外則有山西、陜西、內蒙古等多個西電東送電源點；此外，區內和周邊還有張家口、承德、錫林郭勒、赤峰等4個可再生能源基地，清潔能源稟賦富裕，能源轉型具有良好基礎。

　　2017年11月，京津冀三地發改委聯合發布《京津冀能源協同發展行動計劃（2017—2020年）》，提出要構建綠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并提出八個方面的協同要求。其中，在能源綠色發展協同方面，計劃強調要大力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并特別提到要打造張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區和崇禮低碳奧運專區。并計劃到2020年張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區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占終端能源消費量的比例達到30%，同時優先安排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上網，使之成為京津冀地區能源供應的重要來源。

　　張家口地區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已開發和規劃開發的新能源裝機規模巨大，到 2020年將有2000萬千瓦新能源裝機的送出需求。據悉，為進一步滿足這一地區不斷增長的新能源匯集與外送需求，國網冀北電力有限公司在“十三五”的后三年計劃投資200多億元，建設張北柔直工程、張北—北京西1000千伏特高壓工程及多項500千伏交流工程。這些工程不但是京津冀能源綠色發展的重要突破口，還將全面支撐2022年冬奧會賽區電力的綠色低碳供應，為“低碳奧運”保駕護航。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時間軸上，北京與張家口聯合舉辦2022年冬奧會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刻度。“低碳奧運”理念的踐行，不僅將是2022年冬奧會的一大亮點，也將推動京津冀攜手走向一個天空更加碧藍透亮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