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聯想集團在籌劃9個月之后向上交所提交了科創板招股說明書,但僅僅過了一個國慶假期,10月8日,上交所科創板官網就發布了一則公告,稱“聯想集團和其保薦人分別提交了申請撤回科創板上市申請的文件,上交所決定終止對其的上市審核。”
資本市場對于這一公告很快做出了反應,10月11日,聯想集團港股開盤跌逾10%,之后股價一路下行,盤中市值一度跌破900億港元,而遙想今年1月份聯想宣布即將赴科創板上市時,股價當日漲幅達16．27%,市值達1096億港元。
籌備許久,一日即戛然而止,科創夢碎的聯想究竟經歷了什么?數千億元營業額的聯想,怎么就無法棲身科創板?聯想究竟怎么了?
上市失敗
“回A股上市計劃將有助于增強公司戰略與國內蓬勃發展的資本市場的緊密連接,提升內地投資人投資聯想的便利性,從而進一步釋放聯想的價值。”
當今年1月份聯想剛剛釋放即將登陸科創板時,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認為,聯想登陸科創板將為聯想帶來高廣闊的發展空間。彼時,聯想擬通過發行新普通股登陸科創板,新股占公司經擴大后的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不多于10%。公司所募得資金將用于技術、產品及解決方案的研發,相關產業戰略投資,及補充公司營運資金。受這一利好消息影響,聯想集團股價次日沖高,并達到千億港元,這是聯想集團自2015年以后,時隔5年再次進入“千億俱樂部”。
9月中旬,證監會發布《關于擴大紅籌企業在境內上市試點范圍的公告》,宣布沖刺科創板的聯想,也成為紅籌上市公司中以CDR形式回A的“第一單”。相信從聯想角度來說,沖刺科創板也已是十拿九穩之事。但盡管前景明朗,聯想還是在倉促之間撤終止了上市程序。對此,聯想10月10日回應稱:考慮到公司業務規模及復雜度,招股說明書中的財務信息可能會在申請的審閱過程中逾期失效。同時,審慎考慮最新發行上市等資本市場相關情況后,本公司決定撤回中國存托憑證于科創板上市及買賣的申請。
這樣的回應顯然過于官方,就在聯想提交招股書之后,輿論對于聯想高管的高薪酬與科研能力提出了大量質疑,而這也被認為是聯想緊急停止上市程序的重要原因之一。先來看高管薪酬,據招股書顯示,3年報告期內,聯想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核心技術人員在公司領取的稅前薪酬為9．33億元,這一數字去年是9．09億元,在前年只有5．64億元,也就是說,高管總薪酬在2年間上漲幅度超過65%。
作為聯想集團的CEO,楊元慶去年拿到的薪酬總包為2616萬美元,約為1．68億元人民幣;已經處于退休狀態的柳傳志在2020年斬獲了高達9790萬元的薪資,比庫克還高了260萬,要知道蘋果的市值比聯想高出100倍有余。但實際上,楊元慶1．68億元薪酬卻并非最高,財報披露,聯想有一位董監高2021年酬金為3037萬美元或更多,合人民幣約為1．95億元;另一位董監高2021年酬金為2870萬美元或更多,合人民幣1．84億元。
綜合來看,過去三年,聯想高管薪資占比除稅前溢利分別達到了9．83%、12．85%和7．77%。因此,有券商人士認為,“在目前‘共同富裕’這樣的輿論主基調下,這樣的分配方式可能還是會讓企業看起來有些格格不入。”與天價薪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2016年到2020年,聯想集團的凈利潤不超過50億人民幣,2018、2019年還一度出現負增長。聯想另一備受詬病的點在于研發投入,根據統計,聯想過去3年的研發投入分別為102、115和120億元,這一水平顯然與科創板上市企業格格不入,今年第一季度科創板上市企業研發投入占營收的比重均值高達18．9%——相比之下,聯想過去3年研發投入占營收的比例平均為3．05%。
正因如此,在提交招股書之后僅僅8天時間內,聯想遭受了洶涌的輿論危機,無論是高管薪酬,還是科創板成色不足,都成為外界質疑的核心點。但回過頭來看聯想自身,作為世界排名第一的PC廠商,是否就真的如此不堪?
業務現狀
當下的聯想,可以說在近年來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尤其從營收角度而言。
招股書申報稿顯示,18/19財年、19/20財年、20/21財年,聯想集團營收規模逐年增長,三個完整財年累計營收超萬億;三個財年內分別實現凈利潤42．47億元、55．94億元、86．85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43%,而這樣的成績也是聯想沖擊科創板最大的底氣。在業務構成方面,2018年,聯想進行了全新架構調整,將最賺錢的PC和智能手機業務進行整合,并確立了設備+云業務的核心地位。
調整之后,聯想共有四大業務集團:IDG智能設備集團、DCG數據中心業務集團、LCIG聯想創投集團和DIBG數據智能業務集團。之后,聯想再次進行調整,除了IDG集團保留之外,其他業務集團先后被整合為ISG基礎設施方案業務集團和SSG方案服務業務集團。
與此同時,聯想近年來也不斷強調自身的科技屬性,強調自己已在主要產品及核心技術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科技成果,如高性能計算、可持續材料工藝、人工智能算法、5G等核心技術。但實際上,聯想的業務仍然沒有擺脫對PC和手機的依賴。目前,聯想集團近9成業務收入來自智能設備業務,主要就是電腦組裝、手機等傳統業務。尤其是PC業務,這是聯想誕生37年來最核心的業務板塊,2020/2021財年該業務營收達到3287．44億元,占到了總營收79．87%。根據知名市場研究機構IDC發布的研報,聯想仍穩坐全球PC市場老大位置:今年一季度,聯想占全球PC市場的份額上升到24．3%,出貨量為1282萬臺,位列全球首位。
相比之下,聯想的手機業務則要遜色不少。在聯想的產業構成中,聯想如果想打通從云端到移動端,從個人設備到集群服務的全產業鏈,智能手機的角色相當關鍵。但在2020/2021財年,移動設備業務只實現了384．15億元的營收,營收占比僅為7．9%。要知道,早在2014年聯想以29億美元的價收購摩托羅拉之后,曾以合計銷量9000萬部,市場占有率7．9%的份額排名智能手機廠商第一名。但時至今日,聯想手機業務只能在各項排行榜中,被歸入Other序列,包括樂檬、摩托羅拉,甚至是拯救者手機都已無法激起任何大的浪花。
與此同時,被聯想寄予厚望的數據中心業務集團也未能扛起聯想的營收增長大旗,2020/2021財年,整個業務板塊營收只有429．03億元,占總營收比例僅為10．42%,而且在近三年中甚至還出現了占比逐步下滑的狀態。以聯想曾經引以為傲的超算為例,2018年,聯想集團的超級計算機ThinkSystem SD650一度排名Top500評選的全球性能最強超級計算機第8位,但三年過去,聯想集團再也沒有產出性能更強的超級計算機,ThinkSystem SD650的排名也已經降至第17位。
這樣的科研表現,顯然不足以證明聯想沖擊科創板的技術先進性。在回過頭來看聯想的核心PC業務,其在近三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業績表現,但實際上,聯想電腦的優異表現更多的取決于近年來全球旺盛的市場需求。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IDC發布的研報,今年第一季度,PC市場持續復蘇,單季度全球PC出貨量達到8400萬臺,同比激增55．2%。
中商產業研究院的分析報告則指出,2020年開始,筆記本電腦進入為期3年的更新換代期,如果這3年內換機需求均勻釋放的話,每年大概有5300萬臺筆記本電腦需要更新。可以預見的是,當2023年更新潮結束后,PC市場的火熱行情即將熄滅。增量市場消失之后,科技含量就成為聯想能否繼續占據高地的關鍵。但從聯想PC業務本身來看,聯想電腦業務的本質或在組裝,科技含量并不高。
處理器及芯片、內存及存儲器、顯示器及軟件等關鍵性技術上均為對外采購,2020年該部分對外采購金額就達到了2153．32億元,2018年、2019年聯想集團前五大供應商采購金額占當期采購總額的比例也分別達到了47．50%、42．32%。而其披露的核心科技則主要體現在電池保護、喇叭設計等外觀、耗電、散熱等方面,其科技硬實力有些差強人意。
因此,從業務層面來看,聯想科研投入過低的弊端表現非常明顯。自誕生至今37年來,本質上說,聯想雖然已經開拓了包括移動設備、數據業務等,但電腦業務仍然是整個集團的絕對主角,而且這一優勢多是以量取勝,而非技術含量,核心技術層面不得不仰人鼻息,這也是聯想最為人詬病之處。
“貿工技”后遺癥
湖畔大學教育長曾鳴曾問過柳傳志一個問題:“未來聯想是想做大,還是想做強?”柳傳志猶豫了一會兒,回答道:“那還是做大吧。”
實際上,早在1994年,聯想就已經選定了規模優先的發展策略,彼時柳傳志與倪光南的“貿工技”與“技工貿”路線之爭爆發。總工程師倪光南主張走技術路線,選擇芯片為主攻方向;而總裁柳傳志主張發揮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加大自主品牌產品的打造。
最后的爭論以柳傳志勝出、倪光南出局收場,也是從這一時間點開始,聯想在規模之路上一路狂奔,卻對科研失去了應有的關注。從1996年至2015年10年間,聯想研發支出占收入比幾乎從未超過3%,累計投入研發成本44．05億美元,與華為2014年當年的研發支出的一半持平。不過,當楊元慶出任聯想CEO之后,曾試圖改變這一狀況。其在掌權之后就立刻提出了“技術的聯想,服務的聯想,國際化的聯想”的口號,在他的領導下,那些年聯想的研發投入(包括聯想研究院)不少,開發出了高性能計算機。
“楊元慶提高聯想技術創新能力的決心是很明顯的。”倪光南在2005年一次談到聯想時表示。然而,從實際表現來看,楊元慶與聯想似乎耐心不足。以手機業務為例,在2014年-2017年研發投入接連創造新高之后,聯想移動的營收卻并未隨之向好,到2018年,聯想的研發投入開始下滑。緊接著,聯想開始將手機業務的重點放在了摩托羅拉身上,自身打造的聯想、樂檬、Zuk等手機品牌則逐漸失聲。
與此同時,聯想還出現了三年4此更換手機業務負責人的戲碼。總的來看,楊元慶與聯想對科研投入的“急躁”態度,收購IBM的成功經驗使其對摩托羅拉品牌的過分依賴,以及手機業務戰略上的舉棋不定,都導致了聯想在手機業務上不斷遭遇滑鐵盧。
顯然,手機業務的失敗并沒有讓楊元慶和聯想醒悟,最新的例證來自芯片。早在1994年的“柳倪之爭”時,倪光南就提出要選擇芯片為主攻方向進行突破,但此后聯想并未聽取這一意見,直到中美貿易戰之后,產業界開始將更多注意力放在了芯片的自主研發上,但在2019年的某次會議上,楊元慶表示:“對于一家公司,我們沒必要自己去做所有的東西;所以我們沒有計劃,去自己做芯片,做操作系統。”
但彼時,聯想在芯片上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五大采購商,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發布的數據顯示,聯想芯片采購額2017年達到151．73億美元,2018年再次增長16．4%,達到176．58億美元,占當年達510億美元總營收的三分之一強。或許是想改變這一現狀,又或許是洶涌的民意所致,到今年8月份,楊元慶又拋出了與兩年前截然相反的表態:不排除自研芯片的可能,也不排除合作可能。
然而,兩年時間對于芯片自研而言何其珍貴,聯想與楊元慶很可能再次因為舉棋不定錯失良機。聯想還有機會在芯片自研上開辟出路嗎?或許一如倪光南2018年在某次采訪中所言:“聯想曾經有過很多機遇,但擦肩而過可不少,那過了你就沒有辦法再回來”。
因此,綜合來看,輿論對于楊元慶等聯想高層超高薪酬的質疑或許并不在于薪酬本身,畢竟從香港上市公司角度看,在2020年跨行業統計的董事長(董事局主席)薪酬排行榜中,楊元慶在第39位,并非最高。
但同列這一榜單的卻是京東健康劉強東、旺旺蔡衍明、騰訊馬化騰、海底撈張勇等人,顯然,聯想的市場統治力、技術先進性與市值并不支撐其為高管支付如此高昂的薪酬,這才是外界質疑的核心所在。
科創板“一日游”傷害性不高,但卻讓人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