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互聯網公司的“高科技”幻象，正在被打破。

　　前不久，在與一位第一代互聯網創業者訪談時，他告訴我，過去的互聯網只要有好點子就行、遍地是機會，他也因此而成功，那是時代紅利。最近他開始二次創業，深感在今天，沒有那么多美國現成技術可以照搬了。比拼領導力、比拼技術創新能力的時代來了。

　　過去，互聯網行業的暢銷書是《人性的弱點》《人人都是產品經理》《互聯網思維》一類。如何利用人性弱點、人性的漏洞來發展 App 功能，是從業者樂此不疲、津津樂道并引以為榮的。而這與科技并不沾邊。

　　20 多年來，互聯網公司享受了大量科技向的政策優惠。《晚點》曾經報道，與實體企業相比，過去互聯網公司往往享受到更小的稅率。多數互聯網公司的有效所得稅率多在 10%-20% 左右。比如騰訊因“若干子公司獲得 『重點軟件企業』”認定，2018 年至 2020 年的有效所得稅率為 15.6%、12.2%、11.3%。阿里巴巴也因淘寶（中國）、浙江天貓等企業獲得“重點軟件企業”認定，在 2018 至 2020 年分別享有 12.4%、10.4% 和 13.6% 的有效稅率（剔除股權激勵、投資收益及罰款等影響）。而實體經濟企業的稅率往往在 25%。

　　然而，因優惠獲取的大量社會資源是否被用于原創科技研發，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過去兩年里，燒錢搞社區團購、補貼大戰屢見不鮮。其結果是，今年阿里巴巴等公司的部分子公司不再被認定為可以享受 10% 優惠稅率的“重點軟件企業”。

　　燒錢內卷沒有任何意義。根據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首席專家何志毅測算的數據，阿里與亞馬遜的平均市值差距從 2020 年的 52% 增加到 2021 年的 67%，擴大了 15％；騰訊與谷歌的平均市值差距從 2020 年的 41% 增加到 2021 年 53%，擴大了 12％。從市值來看，“熱熱鬧鬧”的中國互聯網與美國互聯網的差距更大了。

　　中美互聯網還有一個顯著差異：美國人研究技術、發明工具，中國人用別人的工具打造自己的應用。饒毅曾表達過，人家做發明、你來分配，天底下恐怕沒有這般好事。在過去，中國的創新主要聚焦于商業模式的創新，但模式創新永遠無法帶來話語權的根本轉變。極客公園與 IDEA 首席科學家王嘉平交流時，他曾表達過：沒有永恒的商業模式。

　　只有掌握核心技術，強于產出，才有分配的主導權。而產出的領先必須依靠科學和技術支撐的原創性成果。

　　從這一點上來說，很多缺少原創核心技術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并不能同谷歌、亞馬遜和蘋果等美國同行一樣被稱為真正的科技公司。

　　“真正的”科技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

　　中美博弈尤其加劇了互聯網公司和科技公司的分化。

　　12 月 3 日，滴滴宣布啟動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市。而早前一天，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宣布新規定，要求在美上市的外國公司提供審計底稿供美方檢查，否則可能三年內被紐交所和納斯達克摘牌。分析認為，SEC 的新規明顯針對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可能將有 200 多家中概股被迫在美退市。

　　幾年來，美國政府持續地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以及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圍堵。2019 和 2020 年，中國兩個最優秀的全球化科技公司華為、tiktok，遭遇了美國政府主導的“封殺”。這種行政限制可以看作商業中的“核武器”，美國政府開創了依靠“莫須有”的問題，不給任何解決方案和新規則，直接剝奪生存權的暴力手段，在和平時期非常罕見。

　　“美國認為技術領先是美國霸權的基礎，”一位華為高層曾表示，“任何其他國家、其他公司的技術領先可能都會損害美國的霸權。”

　　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更加迫切地渴望在本土出現更多真正的科技公司，強調技術自立。前不久，中國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將科技進步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而不僅僅是為了經濟發展，這與以往的口徑完全不同。

　　一位投資人感慨，當下的硬科技已經到了無人不投的熱度。中科創星創始合伙人、聯席 CEO 米磊在文章中寫道，凡是有利于讓中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都是國家鼓勵的；凡是不利于中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都是未來國家政策不鼓勵的。“所有的資源圍繞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主要旋律和目標，想清楚這個邏輯，未來三十年就絕對不會再出現你正在做一件事情，突然一個政策文件出來以后，你所在行業沒了，只要做的是利于這件事情的，所有的政策出臺就會是對你有利的。”

　　人們渴望硬科技公司的出現，用戶規模、營收已經不再是衡量一家公司好壞的最重要標準，何況這些標準并不意味著更好的未來。

　　以過去的互聯網為代表的經濟，更多是追求短期效益。而像光電芯片、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硬科技都需要長期的投入。硬科技不僅需要核心技術，追求的價值觀和利益也并不一樣。在過去，這些領域并非中國投資圈內的焦點。

　　現在不同了，歷數中國今年市值表現不錯的公司：比亞迪、寧德、長城等，都是科技硬核公司；美國也是一樣：AMD、英偉達、蘋果、特斯拉、微軟的市值表現比流量型平臺企業好得多。

　　真正的科技公司正走向高光的舞臺中心。

　　驅動經濟發展的底層價值觀變了

　　過去，在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語境下，互聯網公司將資本無序擴張實踐得淋漓盡致。

　　秦朔在評價社會資本時表示，“互聯網企業在很長一個時期，都具有跑馬圈地、無邊擴張、在有規則的地方沖撞規則、在無規則的地方自定規則的，典型的原始積累的特征。逐漸走向與政府期許、國家發展目標的偏離，走向與大眾利益的對立，給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危害。”

　　從 2021 年開始，反壟斷等法案的出臺，也體現了大風向的轉變——從過去追求“速度和規模”，轉變成重視“效益和質量”。政策干預多少讓許多市場經濟支持者、創業者感到沮喪。但在過去，不少互聯網公司以對抗監管、與之斡旋為策略，為自身發展謀求福利。在摧毀舊世界的同時，新世界的規則更多由巨頭確立，而巨頭背后的資本，很難主動承擔起更宏大的社會責任。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的思潮也在崛起。《紐約時報》評論，中國老一輩創業者更容易接受西方思想，“因為當時中國還很弱小，受外國自由思潮的左右”。而在今天，年輕一代在自信中成長起來，迫切地渴望成為規則的建立者、參與者，傳遞自己的價值觀。正如中國工科創新領軍人物李澤湘對極客公園表達的那樣：

　　跟國際的同行比，以前是朝上看，現在（中國創業者）能夠平視這個世界。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宋志平在最近的演講中評價，“有些企業家對現在的發展不習慣，總想說『我以前怎么樣』，原因主要在于他們不理解這些變化本身。我們有了新的發展理念，才能適應今天的變化。”

　　近期卷入輿論風暴的聯想，被評價為：已經不在創造中國核心競爭力的鋒線上，成了一個“大而平庸”的企業。它夾在中美摩擦之間，成了國家沖突中，恨鐵不成鋼的發泄口。

　　正如饒毅所說，如果想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須有科學技術支撐的原創性工作。“難以想象我們能單純通過商業模式的變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信號很明確，什么是好公司的定義，已經變了。

　　中國社會缺的不是資本，而是真正搞技術創新的人和企業。